父亲刘同丰非常酷爱艺术，并为艺术奉献了毕生精力，从京华艺专到参加工作，到北京中国画院（现名为北京画院），无论有多少繁琐的事务，都不能阻止他对中国画的投入，从未间断过他所热爱的事业。
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他在学习传统，体会中国画的文化精神上，领悟颇丰，在同时期画家中称得上是佼佼者，在笔墨技术和趣味上，掌握得都非常到位。
50年代末期，他开始向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发展，深入生活，亲近自然，关注民生，在画作中注重表现现实风貌和反映时代性。北京郊区农村景色是他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题材，也是他后期创作的高峰。他走入中山公园、北海、景山、颐和园等市区公园，以及香山、大觉寺、南口虎峪、长城、北京西山鹫峰等地，画了很多速写。
1961年，随老师吴镜汀先生去泰山观光写生，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在绘画方面他确有天赋，既有写生能力，又有传统技术。这一时期他画的《泰山天阶》、《泰山青松》、《松谷泉馨》、《南口虎峪山风景》、《北国风光》、《劲松朝日》，以及1973年画的《阳光普照南天门》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他画的松树笔墨刚健挺拔、厚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阳光普照南天门》那些由山下逐步向上生长的劲松，他将众多松树组合穿插，疏密安排得当，把逐步向上的气势表现得非常完美，是当时传统技法与现实结合的好作品。
《南口虎峪山风景》这幅作品我一直非常喜欢。画面主色调为红赫色，山峰中透着紫色，用色丰润巧妙。山前巨石气势饱满，坚实而不做作，远处山峰浑厚雄峻，皴擦点染十分自然。整幅画表现出一种带有温润雾气，同时清朗壮丽的山石，处处得见中国画笔墨的意境和趣味。每每欣赏都能给我带来一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喜悦。
父亲是个有才华天分的画家，且有谦逊好学、勤奋刻苦的精神。他不惧苦不惧累，努力创新，实验笔墨与现实结合，他的画中总是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
农村风景是父亲创作中最主要的部分。由于他自小生长在农村，工作以后又多次参加“整社”、“四清”、“五七干校”，对农村很有感情，对农民的朴实勤劳，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都有深切的体会。他在画中加入兴修水利，拖拉机耕地、播种等新兴的农事活动，养鸭、喂猪、插秧、收割、运粮等，也都力图将他眼中劳动人民积极向上的一面表现出来。他是在这块土地上去观察、了解、发现、创新的，他是怀着满腔热忱去表现农村风貌的。他的《谷浪金秋》、《播种图》、《养鸭图》、《春耕图》、《渠水春歌》，以及《满山尽是高粱红》、《朝日》、《长城脚下新果园》、《青石板上创高产》等，都是很突出的作品。
我很喜欢《谷浪金秋》这幅画。秋天里一片片成熟的谷穗，呈饱满、浓厚的黄颜色，深深浅浅、层层叠叠，如金色的海浪，非常好看。由远而来的拖拉机，在画面中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增加了纵深感，使得空间透视一气贯通。这幅画无论是色彩、构图，还是气氛、意境，都很好。
《养鸭图》是传统笔墨与现代生活结合的佳作。父亲青年时期学清初“四王”之首的王石谷，柳树的画法相当精熟，加之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于技法上超出了一般的表现。在枝叶婆娑、繁茂蓬茸的垂柳下，养鸭人悠闲地赶着鸭群，姿态各异、摇摇摆摆的鸭子沿着一条蜿蜒小路，由堤坡上往下行进，游入水中……这样一个乡趣浓浓、纯朴恬静、和谐自然的情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只只鸭子处理得虚实相融，墨色灵动，栩栩如生。可见他观察入微和表现传神得多么到位！
70年代初，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文艺风气的“假大空”成为当时的主流，出现了大批脱离生活，只凭主观意造的文艺作品。但父亲并不跟风，反而总能在他作品中看到一种不急不躁的谨慎和淡泊宁静。从《满山尽是高粱红》这幅画中，恰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父亲画的是沙石峪山区的高粱，高粱的颜色由近至远渐渐淡化，梯田上高粱和远山间采用淡赫色和淡粉色来画，不同于当时“假大空”夸张、浓重、刺激的用色，他笔下的高粱红不“过火”，而是清新温和、纯然柔润，他始终忠厚、诚实地赞美大自然，这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人品性格的体现，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十分难得。
父亲在反映农村新貌的田园风光画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可惜没能等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过早去世。
文革中，由于极左派中有人针对父亲在抗日时期参加抗日团体的历史污蔑纠缠，曾经让父亲多次写检查，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人正直、善良的父亲，心中委屈不得排解，长久积郁。1974年身体已常感不适，经常失眠，手足开始麻木，口舌生疮，胃不舒服。那时候，我曾多次带他去医院看病，做按摩，理疗。画家王绍明和孟亚男夫妻也热心帮忙，找中医研究院的医生给我父亲看病。1975年底，才被协和医院诊断出患有喷门癌。得知父亲病情后，我大哥刘艺舟也从外省赶回陪护，父亲的同乡好友张梅岭先生给了很大帮助，为父亲找了最好的医生医治，却因肿瘤包在主动脉上，手术未能成功。父亲终在1976年的七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很多同事、朋友在回忆他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与人和善，从不跟他人争执或计较。他既能画画又有行政管理经验，所以当时很多苦活累活都落在了他的肩上，如“下乡劳动”、“四清”、“整社”，以及美协组办的市美展工作、协助文物局清查文物书画等。他一次也没有向组织推脱过，全都尽力完成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父亲为画院建设和艺术文化事业付出了很多，可他从不主动向组织要求待遇。父亲的诚实善良、不计名利、先人后己、乐于助人，博得了许多同事、画家的敬重。在父亲病重期间，周思聪、路宁、姚增朴、肖毓明特意为他送来可口的饭菜，赵志田还送来了营养药剂。病重住院时，王文芳、张仁芝、马泉、纪清远、姚远等画家，都曾到医院看护、照料父亲。
马泉先生回忆父亲时感慨道：“他人很好，诚实，老实忠厚，艺术上不爱挑别人的缺点、毛病，主要发现别人的长处。领导派给他那么多的农村艰苦工作，换做其他人就向领导发火了，但他没有那么做。”
父亲病逝，大伯刘冠廷非常伤心。父亲生病时，他就多次流下眼泪，还常常来我家照顾我奶奶和母亲。
冠廷大伯是父亲最要好的兄弟，俩人在父亲18岁时就一起离开家乡，到京城上学。从京华艺专的结伴求学，到后来走上各自的岗位工作，几十年一直相依相助，比亲兄弟还亲。每周末，大伯都来我家同父亲谈艺论道，交流艺术上的看法。下午，父亲开始铺纸画画。让我觉得有趣的是，父亲画画时总会把毛笔放在嘴边舔笔试墨（过去一些老先生会这样做）。父亲专心画画的那个样子，如今还历历在目。
著名画家吴镜汀老先生，生前非常喜爱父亲，认为父亲在绘画上很有悟性，为人也忠厚老实。老先生夫妻膝下无儿无女，将父亲收为入室弟子，也有望其为二老养老送终的意思，对待父亲如亲子般。哥哥刘艺舟和姐姐刘玉梅比我早来北京，他们对两位老人的回忆比我多，说经常给他们买好吃的，做鱼吃，送他们上学，还时常给他们零花钱。我那时还太小，倒是对那花芝胡同的小院（如今此地已拆，建成了国家大剧院）印象颇深，幽静的院落里有翠绿挺拔的竹林花草和假山石。60年代，父亲住在北京中国画院单位分的房子时，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老师，经常也带着我去。我也一直管他们叫“爷爷”、“奶奶”。最让我开心的回忆是每逢国庆节，吴爷爷的院子就在天安门西侧，离放礼花的地点非常近，父亲甚至带我到放礼花的跟前去看。我亲眼看着解放军，将一枚枚花炮弹放进炮筒，然后就见礼花升空了，还有许多小降落伞飘下来。
父亲喜欢花草，酷爱翠竹，曾有笔名为竹冬。在老师吴镜汀家居住时，经常帮助老师收拾管理小院的翠竹和花草。还特别喜欢芭蕉，每年到入冬时节，都将芭蕉挖出装盆，移到屋里过冬，等春天来了再移回院子里。后来搬到雨儿胡同居住时，还将一棵小苗带去，种在院子的西屋旁。小苗长得非常好，我记得还开了花，结了一串芭蕉，当时，全院的人都很高兴。
父亲也十分喜欢兰花，时常去中山公园参观画展和兰花展，有时也带姐姐刘玉梅和我一起去。他也买了几盆来养，花开得精致小巧，又香又好看。画家辛莽与父亲同好兰花，常来我家和父亲共赏兰花。父亲和老舍夫人胡洁青关系甚好，那时胡洁青还住在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父亲常去赏花看柿子，也曾带我去过。
记忆中的父亲还给我留下了温文尔雅的印象。受老师吴镜汀先生的影响，父亲也喜欢昆曲、京剧，平时喜欢拉胡琴、吹箫，也能唱上几段戏。记得小时候总听奶奶讲父亲，说他从小生得俊俏、乖巧，亲戚朋友都很喜欢他。父亲幼年丧父，又是独子，奶奶非常疼爱他。父亲爱读书，能诗文，曾收藏了不少好书、古籍，可惜在“土改”时期未能保留下来。
哥哥刘艺舟说父亲从小对他讲日本鬼子如何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教育他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哥哥当年报考飞行员，也跟父亲的谆谆教导分不开。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父亲教育他所有的孩子都要服从分配。哥哥被分配到河南新乡，姐姐被分配到北京农村，我被分配到了黑龙江兵团，离开家的那年我才只有16岁。
父亲的博学和文艺修养对我影响很大。小时候，父亲就教我写书法，有戏剧演出时也尽量带着孩子一同去。一有时间，父亲就带我去沙井胡同北京中国画院的资料室去看书，当时溥韫娱（末代皇帝溥仪的六妹，在资料室工作）总会拿出连环画给我看。周末和假期里，我还可以在画院看电视。那个年代，在同龄的小孩中还极少有能看电视的。画院有一台苏联制造的老电视，算是个非常稀罕的物件。杂技、京剧《挑花车》《野猪林》《贵妃醉酒》等都是我特别喜欢看的节目。
自从1969年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次回家探亲得满两年，之后每一年能回家一次，回家期间，父亲仍不忘为我争取了很多观看文艺演出的机会，给我找票去看文艺演唱会、杂技、乒乓球比赛等，印象最深的是在工人体育馆看相扑，那是70年代初，日本相扑第一次来北京演出，好几百斤重的、全身赤裸的大胖子，只兜着裆部，屁股蛋也露着，觉得又新奇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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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的画《谷浪金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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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合影。● 父亲的老师吴镜汀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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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国画院画家合影： 颜地、崔子范、田零、父亲、周思聪、耿玉坤、王培东、辛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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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中国画院画家：赵志田、肖毓明、李起、田镛、张仁芝、杨达林、王培东、父亲、田零、王绍明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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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镜涵、李起、潘絜兹、李问汉、张仁芝、父亲、姚增朴、周怀民、古一舟、周元亮、尹瘦石、王文芳、路宁、宇文洲、徐聪佑、胡洁青、崔子范、溥松窗、溥韫娱、马泉等画家。 |
1974年我回家探亲，正逢父亲在孔庙、国子监与文物局的专家一起做鉴定工作，于是父亲让我跟去了。（文革期间孔庙、国子监是禁止开放的，一般人进不去。）父亲是有意识地让我多接触历史文化、文艺活动的，从而培养、提高我的眼界和修养。
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去世后，他的好友、同事也都给我了诸多帮助。
1977年，父亲去世不到一年，24岁的我被调回北京，没有合适的工作，吴休让我去他所在的北京市美协工作，不久后，崔子范将我调入了北京画院。赵枫川、路宁、周思聪、张仁芝、肖毓明、王绍明等，都很照顾我。周思聪鼓励我用画笔继承父业，并关照画院的其他同事也都要支持我画画。我常拿着自己的画去张仁芝那里，请他指点，张先生非常热心，还带我去关松房那里请教，关先生十分高兴，当场给我示范，讲解山石的皴法。
有一段时间，我则在王华南身边看他作画，王先生知道我正在学习画画，还很高兴地送我两幅他的作品。周怀民、周元亮、娄师白、溥松窗、陈日新也都是父亲的好友，都很欣赏父亲的人品，在各方面都曾多次帮助过我。父亲好友胡洁青，及同学田世光、刘力上，每当提起父亲都很惋惜。
90年代，我同张仁芝先生赴天津看望孙其峰，孙先生得知我是刘同丰的孩子后，非常高兴地拉着我聊起了他和父亲的往事，说解放初期就与父亲很要好，还曾一起办过画展。老人十分激动，当场挥毫写了一副书法送给我。
有这些名家对父亲的怀念、敬重，以及对我的照顾，是我艺术道路上最好的激励。当年父亲就对我说：“搞艺术难，创新更难，每个人能有一点突破就不容易。”等我也真正投入到父亲热爱的事业中，才逐渐领会这句话所包含的知难勇进的艺术创作精神，历经四十载，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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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舟 2011年 发表于《刘同丰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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